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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校给我的文化记忆(成尚荣)

文章来源: 发布时间:2015年08月15日 点击数: 字体:

 

     文化,这个概念是很难定义的。伽德默尔说:“也许我们知道文化和自己息息相关,然而,倾自己所知也不见得足以讲出文化是什么。”是的,到现在为止,我也讲不清文化是什么,什么是文化。但是,我总朦朦胧胧觉得,通师一附是最有文化的地方。五十多年前,我在通师一附学习,就是浸润在浓浓的文化之中的。要说我对母校最深切的印象是什么,我肯定会说,是母校无痕的文化;要说我对母校最真挚的感激是什么,我还是会说,是母校的文化在我人格的成长中打下了深深痕迹。母校的文化印记,一直陪伴着我。

      母校大礼堂,好大好大,好高好高。就是在礼堂里,老师让我们演出课本剧。剧的名字再也想不起来了,但那时的景、那时的情却清清楚楚,恍如昨日。后来,我在师范里学习,在小学里当老师,都编过剧,演过戏,不知道和礼堂里的那场演出是否有关。就是在礼堂里,我主持过少先队大队会、开学典礼、散学典礼。我和校长一起站在主席台上,说的是什么,当然也想不起来了,但是,那种让学生当主人的感觉总是在心中跳动。原来,让舞台给学生留出一个位置,母校在五十多年前就这么践行了。让我不能释怀的,还有礼堂前的那两棵大树,树顶高出了礼堂。从校门进来,迎接你的首先是那两棵大树。它们像是历经沧桑的慈祥的老爷爷,远远的,含笑望着你,让你心定气清。在大树下曾发生过多少故事啊!是1955年吧,市里召开党代会,少先队去献词和献花,一男一女。老师找到了我,我是男少先队员的代表。可是,到了献词的那一天,老师发现我蓝裤子上没有皮带。老师不知从哪里给我找来一根,那位老师是薛长春。要知道,我是穷人家的孩子,那件白衬衫,那条蓝裤子,也是我想办法借来的。但就是那样“风光”的事竟然落到我的头上!我不知道,在市政府礼堂献词、献花时,是否有人给我们拍了照片。不过,无所谓,那照片,连同那母校的公平、尊重、信任、期待,一直存在我的心灵深处。

        大概是五年级,老师组织我们去夜行军,目的地——狼山,去狼山看日出。米、油、盐、菜,每人带一点,锅、铲自有同学准备。也许是过于兴奋,那晚的前半夜没能睡着。凌晨一点钟,哨声把我们召集在一起,摸黑向狼山挺进。回校后的某一天,作文课上,老师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太阳、日出的词语和故事。我印象中,有徐惠、钱怡、汪玉如等老师,他们的学问之深、语言之美、声音之好听、字迹之清晰,在全市都是屈指可数的。我不知道,后来我也成了小学语文教师,也写散文,现在还写所谓的论文,是否和他(她)们有关。这是说不清的,因为,文化基因本身就是看不到、摸不着、也说不清的。吴志仪校长给我留下的美好的东西太多了,尤其是她宿舍里,从地板上垒起的日记,一本又一本,直至办公桌那么高。有同学说,那是吴校长每天的功课。不知怎的,直到如今,吴校长的那一叠日记,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隐约知道,这是一种文化记忆,是一种文化的力量。

         曾记得,老师办公室前,左右各有一只大水缸,那是供写毛笔字用的。现在,我都能想见,一个个小学生在水缸里舀水,端进教室。有时难免黑墨把水缸搞脏,是工友马连生他们把水缸清洗,又把清水挑满。曾记得,后花园里的白绣球花、柿子树。开花了,结果了,柿子青了,柿子红了,高年级的同学摘下来,选送给幼儿园、低年级的小朋友,然后才是高年级,一人一只。吃完,柿核又埋进土里。也曾记得,操场上的篝火晚会,墙上贴满的好作文,劳作室里的飞机模型……五十多年过去了,但是母校的文脉一直未断。

        现在我还说不清文化的定义,但是,我完全知道了文化。我很庆幸,家境贫寒,住在离校很远的姚港坝,母亲还是把我送进通师一附,后来把家搬在学校隔壁的旧教场巷,每天听到钟声上下学、上下课。如今,母校的钟声还回荡在我心中,钟声中给我传递的仍是文化的信息。我想,如果学校给学生们一个文化胚胎,打下文化印记,那文化就会在他的血脉里流淌,在心田里滋长,在人格的骨髓里凝聚、生长、强壮,那么,这才叫学校,才叫好学校。通师一附,就是这样的学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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